設計：王晨曦

1966年2月7日

新華社播發

穆青和馮健、周原采寫的長篇通訊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這一天

演播室裏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

著名播音員齊越

幾度哽咽中播完稿件

這一天

寒風中

在郵局門口等候報紙的人群

隊伍一眼望不到頭

這一天

全中國的工廠、農村、機關

學校、部隊、商店

全中國的男人、女人、青年、少年

都在用淚水表達著共同的感動

一位省委書記哭著吼道：

“聽了‘焦裕祿’

不流淚的不是共產黨員”

焦裕祿精神

跨越時空、永不過時、曆久彌新

人民的好公仆

人民永遠銘記

今天

讓我們一起重溫經典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穆青、馮健、周原

1962年冬天，正是豫東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堿“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堿地上有10萬畝禾苗堿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了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展現在焦裕祿麵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嚴重的災荒的景象嗬！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窪窩裏，結著青色的冰淩；白茫茫的鹽堿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困難，重重的困難，像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這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的雙肩。但是，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是懷著改變蘭考災區麵貌的堅定決心來的。在這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來，這裏有36萬勤勞的人民，有烈士們流血犧牲解放出來的90多萬畝土地。隻要加強黨的領導，一時就有天大的艱難，也一定能殺出條路來。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去了。

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他到貧下中農的草屋裏，到飼養棚裏，到田邊地頭，去了解情況，觀察災情去了。他從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幹部談論。見到沙丘，他說：“栽上樹，豈不是成了一片好綠林！”見到澇窪窩，他說：“這裏可以栽葦、種蒲、養魚。”見到堿地，他說：“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轉了一圈回到縣委，他向大家說：“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幹，要革命。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鍛煉人的革命意誌，培養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麵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話，說得大家心裏熱乎乎的。大家議論說，新來的縣委書記看問題高人一著棋，他能從困難中看到希望，能從不利條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這是焦裕祿當年滿懷豪情地在泡桐樹前留影。新華社發（1990年5月10日發）

“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

連年受災的蘭考，整個縣上的工作，幾乎被發統銷糧、貸款、救濟棉衣和燒煤所淹沒了。有人說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那時候，很多群眾等待救濟，一部分幹部被災害壓住了頭，對改變蘭考麵貌缺少信心，少數人甚至不願意留在災區工作。他們害怕困難，更害怕犯錯誤……

焦裕祿想：“群眾在災難中兩眼望著縣委，縣委挺不起腰杆，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幹部不領，水牛掉井’，要想改變蘭考的麵貌，必須首先改變縣委的精神狀態。”

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披上棉衣，找縣委一位副書記談心去了。

在這麼晚的時候，副書記聽見叩門聲，吃了一驚。他迎進焦裕祿，連聲問：“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祿說：“我想找你談談。你在蘭考十多年了，情況比我熟，你說，改變蘭考麵貌的主要問題在哪裏？”

副書記沉思了一下，回答說：“在於人的思想的改變。”

“對。”焦裕祿說： “但是，應該在思想前麵加兩個字：領導。眼前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沒有抗災的幹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

兩個人談得很久，很深，一直說到後半夜。他們的共同結論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別是要對縣委的幹部進行抗災的思想教育。不首先從思想上把人們武裝起來，要想進行除“三害”的鬥爭，將是不可能的。

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後，他並沒有宣布議事日程。隻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簷下，掛著尺把長的冰柱。許多逃荒的災民扶老攜幼擁擠在候車室裏。他們正等待著國家運送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從這裏開過……

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 “同誌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他沒有再講下去，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這時有人才理解，為什麼焦裕祿深更半夜領著大家來看風雪嚴寒中的車站。

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會議這時候才正式開始。

焦裕祿聽了大家的發言，最後說：“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大家能牢記著今晚的情景，這樣我們就會帶著階級感情，去領導群眾改變蘭考的麵貌。”

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幹勁，鼓勵大家像張思德、白求恩那樣工作。

以後，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回憶蘭考的革命鬥爭史。在殘酷的武裝鬥爭年代，蘭考縣的幹部和人民，同敵人英勇搏鬥，前仆後繼。有個地區，在一個月內曾經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後，腸子被拉出來掛在樹上……焦裕祿說： “蘭考這塊地方，是同誌們用鮮血換來的。先烈們並沒有因為蘭考人窮災大，就把它讓給敵人，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裏戰勝災害？”

一連串的階級教育和思想鬥爭，使縣委領導核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麵前站起來了。他們打掉了在自然災害麵前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從上到下堅定地樹立了自力更生消滅“三害”的決心。不久，在焦裕祿倡議和領導下，一個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製訂出來了。這個藍圖規定在三五年內，要取得治沙、治水、治堿的基本勝利，改變蘭考的麵貌。這個藍圖經過縣委討論通過後，報告了中共開封地委，焦裕祿在報告上，又著重加了幾句：

“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麵對著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麵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

這幾句話，深切地反映了當時縣委的決心，也是蘭考全黨在上級黨組織麵前，一次莊嚴的宣誓。

焦裕祿同誌生前在田間勞動的情形。新華社稿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規劃並不等於現實，這澇、沙、堿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嗬！今天，要製伏“三害”，要把它們從蘭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管做什麼工作，必須首先了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想戰勝災害，單靠一時的熱情，單靠主觀願望，事情斷然是辦不好的。即使硬幹，也要犯“閉塞眼睛捉麻雀”的錯誤。要想戰勝災害，必須詳盡地掌握災害的底細，了解災害的來龍去脈，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部署。

他下決心要把蘭考縣1800平方公裏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後抽調了120個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縣委其他領導幹部，都參加了這次調查。那時候，焦裕祿正患著慢性的肝病，許多同誌擔心他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加劇病情的發展，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誌們的勸告，他說：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不願意坐在辦公室裏依靠別人的彙報來進行工作，說完就背著幹糧，拿著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

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這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從黃河故道開始，越過縣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塵埃，水入河道，方肯罷休。在這場艱苦的調查中，焦裕祿簡直變成一個滿身泥水的農村“脫坯人”了。他和調查隊的同誌們經常在截腰深的水裏吃幹糧，蹲在泥濘裏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從堌陽公社回縣城路上，遇到了白帳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縣變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洪水呀，等還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回到縣裏後，連停也沒停，就帶著辦公室的三個同誌察看洪水去了。眼前隻有水，哪裏有路？他們靠著各人手裏的一根棍，探著，走著。這時，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陣陣肝痛，不時彎下身子用左手按著肝區。三個青年懇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保證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務。”焦裕祿沒有同意，繼續一路走，一路工作著。

焦裕祿不顧自己患著嚴重肝病，和調查隊的同誌們一起投入全縣範圍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新華社發（當年的漫畫，徐天敏作）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誌們為他張著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水的流向圖。等他們趕到金營大隊，支部書記李廣誌一看見焦裕祿就吃驚地問：“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來的？”焦裕祿掄著手裏的棍子說：“就坐這條船來的。”李廣誌讓他休息一下，他卻拿出自己畫的圖來，一邊指點著，一邊滔滔不絕地告訴李廣誌，根據這裏的地形和水的流勢，應該從哪裏到哪裏開一條河，再從哪裏到哪裏挖一條支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統統排出去了。李廣誌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誌的領導工作竟這樣的深入細致！到吃飯的時候了，他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說著，就又向風雨中走去。

送走了風沙滾滾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連連的夏季，調查隊在風裏、雨裏、沙窩裏、激流裏度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方圓跋涉了5000餘裏，終於使縣委抓到了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有大小風口84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有大小沙丘1600個，也一個個經過丈量，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堿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辛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把全縣抗災鬥爭的戰鬥部署，放在一個更科學更紮實的基礎之上。大家都覺得方向明，信心足，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夜已經很深了，陣陣的肝痛和縣委工作沉重的擔子，使焦裕祿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著蘭考縣的36萬人和2574個生產隊。抗災鬥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也有高有低，怎樣才能充分調動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怎樣才能更快地在全縣範圍內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抗災鬥爭？

焦裕祿在苦苦思索著。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祿善於從毛澤東同誌著作中汲取營養，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叫做“白天到群眾中調查訪問，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 他所說的“過電影”，主要是指聯係實際來思考問題。他說：“無論學習或工作，不會‘過電影’那是不行的。”

現在，全縣抗災鬥爭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電影活動在他的腦海裏，此時此刻，他覺得毛澤東同誌所倡導的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多麼重要！他決定發動縣委領導同誌再到貧下中農中間去，集中群眾的智慧尋求解決困難的辦法。他自己更是經常住在老貧農的草庵子裏，蹲在牛棚裏，跟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他帶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對群眾的無限信任，在廣大貧下中農間詢問著、傾聽著、觀察著。他聽到許多貧下中農的要求和呼聲，看到許多社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他在群眾中學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堿的辦法，總結了不少可貴的經驗。群眾的智慧，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也更加堅定了他戰勝災害的信心。

韓村是一個隻有27戶人家的生產隊。1962年秋天遭受了毀滅性的澇災，每人隻分了12兩紅高梁穗。在這樣嚴重的困難麵前，生產隊的貧下中農提出，不向國家伸手，不要救濟糧、救濟款，自己割草賣草養活自己。他們說：搖錢樹，人人有，全靠自己一雙手。不能支援國家，心裏就夠難受了，決不能再拉國家的後腿。就在這年冬天，他們割了27萬斤草，養活了全體社員，養活了8頭牲口，還修理了農具，買了7輛架子車。

秦寨大隊的貧下中農社員，在鹽堿地上刮掉一層皮，從下麵深翻出好土，蓋在上麵。他們大幹深翻地的時候，正是最困難的1963年夏季，他們說：“不能幹一天就幹半天，不能翻一鍬就翻半鍬，用蠶吃桑葉的辦法，一口口啃，也要把這堿地啃翻個個兒。”

1966年，蘭考縣已經有一半鹽堿地經深翻、改良土壤後，變成了良田。堌陽公社黃口大隊13隊在鹽堿地上取得畝產百斤皮棉的好收成。這是社員們正在曬棉，準備把棉花賣給國家。劉俊生攝（新華社稿）

趙垛樓的貧下中農在七季基本絕收以後，冒著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溝，同暴雨內澇搏鬥。1963年秋天，這裏一連九天暴雨，他們卻奪得了好收成，賣了8萬斤餘糧。

雙楊樹的貧下中農在農作物基本絕收的情況下，雷打不散，社員們兌雞蛋賣豬，買牲口買種子，堅持走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員們說：“窮，咱窮到一塊兒；富，咱也富到一塊兒。”

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廣大貧下中農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祿十分激動。他認為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貧下中農革命精神的好榜樣。他在縣委會議上，多次講述了這些先進典型的重大意義。他說：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應該把群眾中這些可貴的東西，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號召全縣社隊向他們學習。”

1963年9月，縣委在蘭考冷凍廠召開了全縣大小隊幹部的會議，這是扭轉蘭考局勢的大會，是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一次誓師大會。會上，焦裕祿為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的貧下中農鳴鑼開道，請他們到主席台上，拉他們到萬人之前，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他把群眾中這些革命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為四句話：“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的道路。”他說：這就是蘭考的新道路！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聲疾呼，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這四個樣板，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在全縣範圍內鎖住風沙，製伏洪水，向“三害”展開英勇的鬥爭！

這次大會在蘭考抗災鬥爭的道路上，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激發了群眾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眾的革命鬥誌，有力地推動了全縣抗災鬥爭的發展。它使韓村等四個榜樣的名字傳遍了蘭考；它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蘭考36萬群眾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從此，蘭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兩個東西，這就是縣委和縣人委發出的“奮發圖強的嘉獎令”和“革命硬骨頭隊”的命名書。

焦裕祿患慢性肝病以後，仍然忘我地堅持工作。他以驚人的毅力，同病魔作鬥爭，在他的臥室裏、藤椅邊、床上，放著墨盒蓋、玻璃杯等一類小東西，每當肝痛得厲害的時候，他就拿這些硬東西頂著疼的地方，頑強地堅持工作和學習。新華社發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

共產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麵前”

就在蘭考人民對澇、沙、堿三害全麵出擊的時候，一場比過去更加嚴重的災害又向蘭考襲來。1963年秋季，蘭考縣一連下了13天雨，雨量達250毫米。大片大片的莊稼汪在窪窩裏，漬死了。全縣有11萬畝秋糧絕收，22萬畝受災。

焦裕祿和縣委的同誌們全力投入了緊急的生產救災。

那是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雪越下越大。焦裕祿聽見風雪聲，倚在門邊望著風雪發呆。過了會兒，他又走回來，對辦公室的同誌們嚴肅地說：“在這大風大雪裏，貧下中農住得咋樣？牲口咋樣？”接著他要求縣委辦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幾件雪天工作。他說，“我說，你們記記：第一，所有農村幹部必須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安置無屋居住的人，發現斷炊戶，立即解決。第二，所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同誌，必須深入牛屋檢查，照顧老弱病畜，保證不許凍壞一頭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產。第四，對於參加運輸的人畜，凡是被風雪隔在途中的，在哪個大隊的範圍，由哪個大隊熱情招待，保證吃得飽，住得暖。第五，教育全黨，在大雪封門的時候，到群眾中去，和他們同甘共苦。最後一條，把檢查執行的情況迅速報告縣委。”辦公室的同誌記下他的話，立即用電話向各公社發出了通知。

這天，外麵的大風雪刮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裏，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誌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說： “同誌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裏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麵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簡短的幾句話，像刀刻的一樣刻在每一個同誌的心上。有人眼睛濕潤了，有人有多少話想說也說不出來了。他們的心飛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

風雪鋪天蓋地而來。北風響著尖利的哨音，積雪有半尺厚。焦裕祿迎著大風雪，什麼也沒有披，火車頭帽子的耳巴在風雪中忽閃著。那時候，他的肝痛常常發作，有時疼得厲害，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著肝部。現在他全然沒想到這些，帶著幾個年輕小夥子，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

這一天，焦裕祿沒烤群眾一把火，沒喝群眾一口水。風雪中，他在9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許樓，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裏住的是一雙無兒無女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盲人。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饑。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幹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裏噙著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得我串人家的房簷，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說：“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裏，蘭考受災受窮的麵貌一定能夠改過來。”

就是在這次雪天送糧當中，焦裕祿也看到和聽到了許多貧下中農極其感人的故事。誰能夠想到，在毀滅性的澇災麵前，竟有那麼一些生產隊，兩次三番退回國家送給他們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們說：把救濟糧、救濟款送給比我們更困難的兄弟隊吧，我們自己能想辦法養活自己！

焦裕祿心裏多麼激動嗬！他看到毛澤東思想像甘露一樣滋潤了蘭考人民的心，黨號召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困難麵前逞英雄的硬骨頭精神，已經變成千千萬萬群眾敢於同天抗、同災鬥的物質力量了。

有了這種精神，在蘭考人民麵前還有什麼天大的災害不能戰勝！

焦裕祿同誌患著肝病，但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仍然全心全意投到改變蘭考縣麵貌的鬥爭中去。肝時時發痛，他就用手或硬東西壓著肝部，繼續工作，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新華社記者嚴世昌攝

“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

焦裕祿常說，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縣委這個“班”帶好，必須使這“一班人”思想齊、動作齊。而要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必須靠毛澤東思想。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縣人委有一位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幹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幹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裏一個汙水坑填平，上麵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誌激烈地反對這個計劃。也有人問：“錢從哪裏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幹部管財政，他說：“花錢我負責。”

但是，焦裕祿提了一個問題：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他接著說明了自己的意見：

“災區麵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

後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幹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焦裕祿對他說：蘭考是災區，比不得豐收區。即使是豐收區，你提的那種計劃，也是不應該做的。焦裕祿勸這位領導幹部到貧下中農家裏去住一住，到貧下中農中間去看一看。去看看他們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 焦裕祿作為縣委的班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對同誌們要求非常嚴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從內心裏生出改正錯誤的力量。不久以後，這位領導幹部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

有一位公社副書記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當時，縣委開會，多數委員主張處分這位同誌。但焦裕祿經過再三考慮，提出暫時不要給他處分。焦裕祿說，這位同誌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他犯了錯誤，給他處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處分是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當前改變蘭考麵貌，是一個艱巨的鬥爭，不如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他，鍛煉他，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為黨的事業出力，這樣不是更好嗎？

縣委同意了焦裕祿的建議，決定派這個同誌到災害嚴重的趙垛樓去蹲點。這位同誌臨走時，焦裕祿把他請來，嚴格地提出批評，親切地提出希望，最後焦裕祿說： “你想想，當一個不堅強的戰士，當一個忘了群眾利益的共產黨員，多危險，多可恥嗬！先烈們為解放蘭考這塊地方，能付出鮮血、生命；難道我們就不能建設好這個地方？難道我們能在自然災害麵前當怕死鬼？當逃兵？”

焦裕祿的話，一字字、一句句都緊緊扣住這位同誌的心。這話的分量比一個最重的處分決定還要沉重，但這話也使這位同誌充滿了戰鬥的激情。階級的情誼，革命的情誼，黨的溫暖，在這位犯錯誤的同誌的心中激蕩著，他滿眼流著淚，說，“焦裕祿同誌，你放心……”

這位同誌到趙垛樓以後，立刻同群眾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鬥爭。他發現群眾的生活困難，提出要賣掉自己的自行車，幫助群眾，縣委製止了他，並且指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從思想上武裝趙垛樓的社員群眾，領導他們起來，自力更生進行頑強的抗災鬥爭，一輛自行車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以後，焦裕祿也到趙垛樓去了。他關懷趙垛樓的2000來個社員群眾，他也關懷這位犯錯誤的階級弟兄。

就在這年冬天，趙垛樓為害農田多年的24個沙丘，被社員群眾用沙底下的黃膠泥封蓋住了。社員們還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內澇。這個一連七季吃統銷糧的大隊，一季翻身，賣餘糧了。

也就在趙垛樓大隊“翻身”的這年冬天，那位犯錯誤的同誌，思想上也翻了個個兒。他在抗災鬥爭中，身先士卒，表現得很英勇。他沒有辜負黨和焦裕祿對他的期望。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貧農家裏，他的父親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迫上吊自殺了。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部隊、農村和工廠裏做過基層工作。自從參加革命一直到當縣委書記以後，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樸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襪子，補了又補，他愛人要給他買雙新的，他說：“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錯了。”夏天他連涼席也不買，隻花四毛錢買一條蒲席鋪。

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問，原來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裏來的票？”孩子說：“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叔叔沒有收票就叫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訓”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接著，他又建議縣委起草了一個通知，不準任何幹部特殊化，不準任何幹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

“焦裕祿是我們縣委的好班長，好榜樣。”

“在焦裕祿領導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於大作大為，心情舒暢，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祿的戰友這樣說，反對過他的人這樣說，犯過錯誤的人也這樣說。

焦裕祿同誌手跡 新華社發

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

唯獨沒有他自己

縣委一位副書記在鄉下患感冒，焦裕祿幾次打電話，要他回來休息；組織部一位同誌有慢性病，焦裕祿不給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療養；財委一位同誌患病，焦裕祿多次催他到醫院檢查…… 焦裕祿心裏，裝著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1964年春天，正當黨領導著蘭考人民同澇、沙、堿鬥爭勝利前進的時候，焦裕祿的肝病也越來越重了。很多人都發現，無論開會、作報告，他經常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他棉襖上的第二和第三個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經常揣在懷裏。人們留心觀察，原來他越來越多地用左手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東西頂在右邊的靠椅上。日子久了，他辦公坐的藤椅上，右邊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他對自己的病，是從來不在意的。同誌們問起來，他才說他對肝痛采取了一種壓迫止痛法。縣委的同誌們勸他療養，他笑著說：“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焦裕祿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連他的親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變蘭考麵貌的鬥爭中去了。

焦裕祿到地委開會，地委負責同誌勸他住院治療，他說：“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離不開！”沒有住。地委給他請來一位有名的中醫診斷病情，開了藥方，因為藥費很貴，他不肯買。他說：“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麼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縣委的同誌背著他去買來三劑，強他服了，但他執意不再服第四劑。

那天，縣委辦公室的幹部張思義和他一同騎自行車到三義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祿的肝痛發作，疼得蹬不動車，兩個人隻好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剛到公社，大家看他氣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發病了。公社的同誌說：“休息一下吧。”他說：“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

公社的同誌一邊彙報情況，一邊看著焦裕祿強按著肝區在做筆記。顯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指間掉了下來。彙報的同誌看到這情形，忍住淚，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他，看來還是神情自若的樣子，說：

“說，往下說吧。”

1964年的3月，蘭考人民的除“三害”鬥爭達到了高潮，焦裕祿的肝病也到了嚴重關頭。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洶湧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著的大地。他滿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動手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誌，敢教日月換新天》。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於現實。二、一個落後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

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焦裕祿，從蘭考人民在抗災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從蘭考人民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幹精神中，已經預見到新蘭考美好的未來。但是，文章隻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縣委決定送他到醫院治病去了。

臨行那一天，由於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麼舍不得離開蘭考嗬！一年多來，全縣149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了120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鬥爭。正像一位指揮員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麼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鬥嗬！他幾次向送行的同誌們說，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鍾，他還鄭重地布置了最後一項工作，要縣委的同誌好好準備材料，等他回來時，向他詳細彙報抗災鬥爭的戰果。

在一個風雪之夜，焦裕祿帶領縣委委員來到蘭考車站，麵對被災荒逼得背井離鄉的同胞，意識到必須要領導群眾，戰勝災害，改變蘭考麵貌。新華社發（當年的漫畫，黎冰鴻作）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開封醫院把焦裕祿轉到鄭州醫院，鄭州醫院又把他轉到北京的醫院。在這位鋼鐵般的無產階級戰士麵前，醫生們為他和肝痛鬥爭的頑強性格感到驚異。他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診察，最後很多人含著眼淚離開。

那是個多麼令人悲慟的日子嗬！醫生們開出了最後的診斷書，上麵寫道：“肝癌後期，皮下擴散。”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趙文選同誌，不相信這個診斷，人像傻了似的，一連聲問道：“什麼，什麼？”醫生懷著沉重的心情，低聲說：“焦裕祿同誌最多還有20天時間。”

趙文選呆了一下，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他央告著說：

“醫生，我求求你，我懇求你，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是個災區，俺全縣人離不開他，離不開他呀！”

在場的人都含著淚。醫生說：“焦裕祿同誌的工作情況，在他進院時，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癌症現在還是一個難題，不過，請你轉告蘭考縣的群眾，我們醫務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祿同誌同困難和災害鬥爭的那種革命精神，來盡快攻占這個高地。”

焦裕祿又被轉到鄭州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焦裕祿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後，縣上不少同誌去鄭州看望他。縣上有人來看他，他總是不談自己的病。先問縣裏的工作情況，他問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問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問秦寨鹽堿地上的麥子長得怎樣？問老韓陵地裏的泡桐樹栽了多少？……

2020年9月23日在蘭考縣堌陽鎮徐場村拍攝的泡桐樹（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郝源 攝

有一次，他特地囑咐一個縣委辦公室的幹部說：

“你回去對縣委的同誌說，叫他們把我沒寫完的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堿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

5月初，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縣委的一位副書記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當焦裕祿用幹瘦的手握著他的手，兩隻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著他時，這位副書記的淚珠禁不住一顆顆滾了下來。

焦裕祿問道：“聽說豫東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沒有？”

“沒有。”

“這樣大的雨，咋會不淹？你不要不告訴我。”

“是沒有淹！排澇工程起作用了。”副書記一麵回答，一麵強忍著悲痛給他講了一些蘭考人民抗災鬥爭勝利的情況，安慰他安心養病，說蘭考麵貌的改變也許會比原來的估計更快一些。

這時候，副書記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製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他勉強擦了擦汗，半晌，問道：

“我的病咋樣？為什麼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副書記遲遲沒有回答。

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副書記最後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嗬，我明白了……”

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裏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這位副書記，然後說道： “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說了。回去對同誌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隻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副書記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他帶著淚匆匆地告別了自己的戰友……

誰也沒有料到，這就是焦裕祿同蘭考縣人民，同蘭考縣黨組織的最後一別。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同誌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歲。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共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有兩位負責同誌守在他的床前。他對這兩位上級黨組織的代表斷斷續續地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他死後，人們在他病床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2017年8月9日，遊客從蘭考焦裕祿幹部學院門口的“焦桐”下走過。這棵泡桐是焦裕祿當年親手種下，被人們稱為“焦桐”。

他沒有死，他還活著

事隔一年以後，1965年春天，蘭考縣幾十個貧農代表和幹部，專程來到焦裕祿的墳前。貧農們一看見焦裕祿的墳墓，就仿佛看見了他們的縣委書記，看見了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那個人。

一年前，他還在蘭考，同貧下中農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災鬥爭的前線。人們怎麼會忘記，在那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黨的溫暖走進了貧農的柴門；在那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帶病到各個村莊察看水情。是他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燈，照亮了蘭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帶領蘭考人民扭轉了蘭考的局勢，激發了人們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鎖住風沙，製伏洪水”的號召；是他發現了貧下中農中革命的“硬骨頭”精神，使之在全縣發揚光大……這一切，多麼熟悉，多麼親切嗬！誰能夠想到，像他這樣一個充滿著革命活力的人，竟會在蘭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蘭考的大地。

人們一個個含著淚站在他的墳前，一位老貧農泣不成聲地說出了36萬蘭考人的心聲：

“我們的好書記，你是活活地為俺蘭考人民，硬把你給累死的呀。困難的時候你為俺貧農操心，跟著俺們受罪，現在，俺們好過了，全蘭考翻身了，你卻一個人在這裏……”

這是蘭考人民對自己的親人、階級戰友的痛悼，也是蘭考人民對一個為他們的利益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的最高嘉獎。

焦裕祿去世後的這一年，蘭考縣的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用汗水灌溉了蘭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祿倡導製訂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蘭考，這個豫東曆史上缺糧的縣份，1965年糧食初步自給了。全縣2574個生產隊，除300來個隊是棉花、油料產區外，其餘的都陸續自給，許多隊有了自己的儲備糧。1965年，蘭考縣連續旱了68天，從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刮了72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19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384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正由36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奮力集體完成。在這篇文章裏，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紮了針”，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堿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笑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壓在人們頭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能再任意擺布人們的命運了。

焦裕祿雖然去世了，但他在蘭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種子，正在發芽成長。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幹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 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前進。

焦裕祿同誌，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黨的好幹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麵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英雄形象的代表。 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裏！

蘭考縣文化交流中心內的焦裕祿塑像（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